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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诸葛亮生平】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汉族,字孔明,号卧龙居士。中国三国时期蜀汉杰出的丞相以及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史书记载其身高八尺,约合现今1.84米。诸葛亮生辰八字:辛酉、丙申、癸丑、丁巳.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8岁丧父(一说是9岁丧母,12岁丧父),与姐姐以及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姐弟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17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冰镜先生司马徽。他看到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这是公元197年的事。诸葛亮在隆中已隐居了十年,他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忙哭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后主即位。

蜀汉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赏罚严明。对外与东吴联盟,对内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诸葛亮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和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但是诸葛亮并不墨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更好的民族政策。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的楷模。

中国千百年来将诸葛亮描绘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连续发射10箭; *** “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发明“孔明灯”。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虽非龙虎之比,亦甚有功之人,故曰并有盛名.)。

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执政后,首先要办的之一件大事是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刘备死后,东吴一方面继续向魏称臣,一方面尚未拿定主意怎样对蜀,仍陈大军于蜀的边境。诸葛亮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蜀联合,与魏断绝关系。

当时,南中诸郡在刘备东伐之时,受东吴策动而叛乱,严重威胁[蜀汉] *** 。诸葛亮执政后,与东吴恢复邦交,切断了南中的外援。经过两年调养,诸葛亮上书后主,决心平定南中叛乱。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平叛战斗结束后,诸葛亮吸取“众建诸侯分其力”的经验,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叛乱中心建宁郡被分得最细,起用大量土着大姓为官吏,达到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又能治理该地的目的;征调南中“青羌”万馀家入蜀,以其青壮组成骑兵五部,号称“飞军”:设立降都督,掌管南中军政。该年十二月,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率军至汉中,准备北伐。他先在汉中练兵约一年,然后北攻。魏南安(治甘肃陇西)、天水、安定(治甘肃济川)三郡当即降蜀。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以曹真督关右诸军,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略。蜀军先扬言要由斜谷道攻取县,并使赵云、邓芝率一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为疑军,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参军马谡领一军为先锋,驻街亭。马谡指挥不当,大败于魏军,丢失街亭。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好退回汉中(正史并无“空城计”退司马懿军之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行丞相之职。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魏军三路攻吴,关中空虚。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蜀军此次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二十馀日不下,粮尽而退。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第三次率军北伐。蜀军西向,取魏武都、阴平二郡而回。诸葛亮复任丞相。

在这一时期,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本来,他们两人同受刘备托孤,共为辅臣。直到建兴四年(公元226年),两人关系还比较好,诸葛亮在与孟达的信中还称赞李严。但不久,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建议利用掌握朝政大权的便利,像曹操那样进爵封王,接受“九锡”,这样他也能捞到若干好处。诸葛亮对此非常生气,在回信中狠狠批评了李严一通。不久,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李严却讨价还价,要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致使调动未成。诸葛亮以大局为重,也就妥协了;建兴七年,陈震在出使东吴前,专门找诸葛亮汇报李严的巧诈问题,特别谈到李严早年在家乡为官时的一些劣迹,但没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诸葛亮即做让步,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伐魏,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未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他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作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于是,诸葛亮在上朝时拿出李严的书信为据,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以大军出斜谷,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四十里)。此次出兵,事先与东吴约好同时攻魏。但东吴迟迟不发兵,迄至五月,孙权才派陆逊、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汉囗),进攻襄阳,孙权自己则率大军围合肥新城。对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败东吴。他亲率水军东征,让西守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让蜀军粮尽自退。但当孙权得知魏主的意图后,认为己方成了主战场,吃了亏,即令全线撤军。在西线。诸葛亮鉴于以往的教训,分兵屯田,打算久驻。这年八月,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蜀军全线撤军。诸葛亮在生前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在山坡中挖一个坟,坟坑可装下棺材便行了。穿平常的衣服,不随葬器物。”

【诸葛亮年谱】

年号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年 1岁 公元一八一年农历四月十四日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年 9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逝。

初平3年 192年 12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去世。

兴平元年 194年 14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其兄诸葛瑾同继母赴江东。

初平2年 195年 15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

建安2年 197年 17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

建安4年 199年 19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年 27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三分天下之计,即著名的“草庐对”。旋即出山辅助刘备。

建安13年 208年 28岁 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参与赤壁之战获胜。

建安14年 209年 29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年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年 34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兵与刘备会师。刘备进成都,掌管巴蜀。诸葛亮任蜀军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兼任大司马府事。

建安20年 215年 35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年 36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筹集军粮,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年 41岁 刘备登基,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年 43岁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 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年 44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稳定因刘备战败而混乱的人心。

蜀建兴3年 225 年 45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稳定南部四郡。

蜀建兴4年 226年 46岁 诸葛亮准备兴师讨魏。

蜀建兴5年 227年 47岁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交《出师表》进行北伐。

蜀建兴6年 228年 48岁 北伐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年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年 50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年 51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破司马懿,大败魏将张郃。

蜀建兴11年 233年 53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年 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诸葛亮著作】

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

诸葛亮著名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南征表》

【史书中记载】

详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 诸葛亮传》。由晋代陈寿撰。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历史之评价】

陈寿: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②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③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④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⑤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⑥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

人物评价

杨戏: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张裔: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晔: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傅干: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刘备:①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②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曹睿: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司马懿: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事迹】

一,佤族归顺

远在公元225年,居住在葫芦王地的佤族人卡那曼卷部落与蜀汉丞相诸葛亮签盟归顺蜀汉朝廷,发誓镇守边关,永不反叛。整整1700年,佤族人始终遵循了这个盟约。1934年的英军进攻班洪、班老地区,佤族人牢记了这个盟约,斑老王奋起抵抗,组织佤族武装,剽牛盟誓,效忠他们最尊崇的“阿祖阿公”---诸葛亮。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二,六个少数民族供奉的“茶祖”。

《普洱府志古迹》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六大茶山中有一座就叫孔明山,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

时至今日,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哈尼族、壮族各村寨,每年都要在诸葛亮诞辰这天举行 *** ,称为“茶祖会”,赏月歌舞,放孔明灯,祭拜诸葛亮。

【其他之记载】

诸葛亮七擒孟获

奉节白帝城----刘备托孤、水八阵

诸葛亮与空城计

【诸葛亮智慧】

“智圣”诸葛亮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不贪权势。

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

二、不谋私利。

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

《诫子书》中,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

他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

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

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

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无结党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

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凡事做过好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不认识,诸葛亮知道也一定会奖赏你;凡事做过坏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是亲属,诸葛亮也会惩罚你”。诸葛亮就是这样严明执法,赏罚分明的。

五、谦恭待人。

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名士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

六、治蜀有方。

诸葛亮治蜀刑法颇严,他与法正等人制定法典《蜀科》,还拟出,《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科条。

诸葛亮促进了蜀地农业的发展。他很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创设“堰官”专职管理,采用以农养战、耕战结合的政策,解决军粮问题。诸葛亮对手工业也非常关注,恢复盐铁专营,并亲到现场视察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况。并于城内设置“锦官”,专门管理。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此。诸葛亮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由于诸葛亮不仅是从征战的角度推动生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稳定人民生活着眼制定政策发展生产的,其结果蜀地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一片繁荣安定景象。

七、勤政为民。

诸葛亮是位知其不可为之的英雄。他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在《隆中对》中即提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种信念贯穿于诸葛亮的一生,他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受命以后,夙夜忧虑,振兴蜀汉,统一中国。

八、高风亮节。

诸葛亮不居功自傲,不追求过分的名位与特权。李严为曾怂恿诸葛亮加九锡,加爵称王。诸葛亮并不为所动,严词拒绝:“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庭,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国家兴衰高于个人荣辱,不为权欲所惑,不为名利所累。其忠心不二,效死知己,堪称中国历代忠臣良吏之典范。

综上所述,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辅佐刘备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跨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抗拒曹操”的治国方略。他儒法并用,以法治国,执法必严,赏罚分明;他重用人才,任人以贤;他审时度势,不断的调整内政外交政策;他重视农业生活,安抚流亡,轻徭薄赋,发展社会经济;他亲率大军北伐,革新武器装备,发明了孔明灯和木牛流马等。他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为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成为智慧的化身。

其实,诸葛亮并没有《三国演义》中的那样聪明,罗贯中只是把他神化了。

【诸葛亮诗歌】

五古·读诸葛武侯传书 唐·李白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

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

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

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

蜀相 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八阵图 唐·杜甫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阁夜 唐·杜甫

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咏怀古迹 唐·杜甫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书愤 宋·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有感 宋·文天祥

平生心事付悠悠,风雨燕南老楚囚。

故旧相思空万里,妻孥不见满三秋。

绝怜诸葛隆中意,羸得子长天下游。

一死皎然无复恨,忠魂多少暗荒丘。

卧龙 明·佚名

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

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怎样看待悲剧俊才贾谊之死?我们普通人又能得到什么生命启示?

品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探讨贾谊之死的意义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司马迁。

一个人短暂的人生意义何在,又如何衡量,正如太史公上面那句响彻千古的名言,便是一个最简单、也最贴切的标准了。

每每阅读太史公在不幸遭受最最受辱的腐刑后,仍然忍辱负重、矢志不移,坚韧不屈地完成人生的理想事业的崇高人生使命驱使下所完成写作的《史记》,都会被太史公那种热烈而充满悲情的生命理念深深打动。

不仅太史公本人如此,他更是在《史记》中用他满含真挚感情的笔触,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写下一个个有着鲜活、热烈而充满悲情的生命体,如屈原、项羽、贾谊、李广等文武英雄们。

太史公歌颂着《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们的同时,也在感同身受地用自己衡量生命意义的标准,尝试探索那些英雄们的生命的价值何在,他们用自己可贵的生命去换取心中美好的人生理想和目标,那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值与不值?

在太史公心目中,能与屈原的高洁人格与盖世才华相媲美的贾谊,便是那些悲剧英雄们中的一个。

其实,我们倒认为,贾谊比屈原更有才华多了。

贾谊就像一颗生命短暂却又辉煌灿烂的彗星,转瞬即逝,用自己的区区生命换取刹那间的永恒光亮,给有汉一代、乃至后世千秋万代,遗留下享用不尽的帝国治政财富。

十八岁少年成名,三十三岁便不幸夭折的贾谊,早早得志,却又早早谢世。

生命如此之短,人生际遇又如此坎坷不平,他的才学又如此之丰,这样他就不能不被后世的帝王将相、才子志士常常想起,又常常感慨万千,或扼腕叹息。

贾谊虽然早早死了,但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值不值?他的死,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呢?

也许,今天的我们每每读《史记》时,也会跟古人一样,发出疑问,进而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贾谊在三十岁的时候,终于被汉文帝从偏远之地长沙召回到京城长安,满以为会得到重用的他,结果并没如愿以偿,只是拜为梁怀王太傅。

汉文帝只是让贾谊去给他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当私人家庭教师去了。

两年后,刘胜不幸骑马坠亡,作为梁怀王家教的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自责忧伤了一年多,也终于步刘胜后尘而去。

贾谊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死了,贾谊就这样死了,有着卓识才智与起落辗转的人生际遇、被认为“王佐之才”的贾谊,如此年纪轻轻,就这样悲怆而憋屈地死了。

天妒大才吗?!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只是,不知贾谊是否会认为,刘胜之死仅为一件寻常之事?而他的年轻性命也由此搭上,是否辜负了自己绝世的才华、浪费了生命的意义?

常常觉得,贾谊除了文采风流如屈原以外,更多的是他的治世之才巍巍高壮又似极了两个历史人物:商鞅和王安石。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通过积极实施变法改革辅佐秦孝公,终于使得秦国成为当时富足强大的国家。

但最终,商鞅也身殉于变法,惨遭车裂之刑,全家亦被杀。可谓惨乎!

少年时候学历史时,总是对商鞅充满着深深的同情,这个被一代伟人 *** 称为“中国历史上之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的悲惨结局,实在是不得其所,感觉他死得实在是不值透了。

等年龄大了,才逐渐对商鞅之死的认识有所转变。

商鞅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变法并没有废止,一直在实施推行着。

不仅秦国当时及以后继续大力推行,他的变法还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言道:后世遵其法。

正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商鞅其人的生身寿命,虽然匆匆而过,但是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变法,万世不朽的功勋与声名,其为克服实施变法所遭遇的强大阻力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百折不挠的坚定决心和必胜的精神,都刻在商鞅的“名字”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曾被湮没过。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即便按照儒家观点的认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商鞅也做到了“兼善天下”,为天下苍生、为后世万万代造福。

从这一点上看,商鞅精神不灭,千古流芳,他的生命价值又崇高了。

反观贾谊呢,他和商鞅一样都有着变法的思想理念,只是他生前没有像商鞅那样,已经身居要职,并亲力推行实践自己的变法思想,更重要的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变法成就。

一直到贾谊死后,他的思想理念,才通过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祖孙三代逐渐被采纳,并分别取得良好的成效。

我们上文也已经简析过,贾谊生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尤其像商鞅那样的充分重用,主要原因是贾谊思想观念的超前性,大环境不允许使然。

对于商鞅和贾谊,北宋名家王安石分别有诗歌咏,谈论他的看法。

王安石认为,商鞅一言重于百金,能取信于民,还说当时的人都别随便诋毁商鞅,因为他能坚决施行变法。

作为北宋时期的一代大家,王安石正值自己变法时期,他自比商鞅,旗帜鲜明地赞扬了商鞅,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也表达出自己坚决施行变法的决心。

对于贾谊,王安石也有诗,他在诗中说贾谊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君王轻视辜负了他,相反他的治世思想大体上都被采纳并施行;虽然贾谊并未身居公卿要职,但是比起很多居高官爵的言论都被君王废弃,贾谊的存在又大有意义了。

在写诗歌咏贾谊的时候,王安石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下,被迫辞去了宰相职务,但是他的变法思想仍然在继续推行。

所以,王安石在歌咏贾谊的时候,他对贾谊有一种知己感。

当时的他又觉得贾谊应该也会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不管自己本人有没有身居高位,只要自己的思想观念被君王采用并实行,有实效,对国家、对人民有益,自己的理想就已经算是实现了。

只可惜的是,生命过于短暂的贾谊,也没能在他死前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

百年后,早已作古的贾谊,泉下倘若有知,看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对西汉一朝以及后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应该会感到欣慰,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人生理想得以明确和实现了吧?!

诚然,通过以上三位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来看,不管是在生前就已经看到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商鞅和王安石,还是在他死后才实现生命价值的贾谊,他们确实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以及他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崇高使命。

如此,按照太史公在他那句简洁而又响亮的衡量人生意义的标准来看,无论是商鞅,还是贾谊,亦或者是王安石,也包括太史公本人,他们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都绝对称得上是“重于泰山”了!

末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贾谊之死,他真的和一百年前的屈原一样,天下之大,没有他的存身之所了吗?

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天性使然;一是理想使然。

说天性使然,就像一些动物一样,鹰隼天生翱翔天际,若是把一只翱翔半生的鹰隼抓住,圈养在鸡笼子里,估计鹰隼的性命也不久长了。

当然,若是一只从来都不曾翱翔过的鹰隼,从小都在鸡笼子里成长,那它也就不是本质上的“鹰隼”,它看起来外形是鹰隼,而实质上只是一种“鸡”罢了。

就像狼,被圈养后,不再叫狼,改叫“狗”了。

也如童话故事《丑小鸭》中的那只丑鸭子一样,它人生命运更大的转变在于,它离开了鸭妈妈和跟它一起出生的小鸭子们;不然即便它长大,它也没机会蜕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反而早就因为个头大,被主人宰杀了。

俗话说:“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条从深水处,无意搁浅在浅水的龙,整天被一群小虾米调戏;一只猛虎从山上掉落平地,失去了它凭借和发挥力量的支持,却被一些家养的小狗狗欺负。

被小虾米调戏的龙,被小狗狗欺负的虎,它们的生存状态与它们的天性极不相符,那么它们的生命还剩下几许?即便能维持,又还有什么生命意义可言呢?

再说理想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有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而有的人吃,却不只是为了活着。有的人可以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有的人却是,无理想、毋宁死。

只是一个人的理想,又可大、可小。

有的人的理想,只是一辈子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做个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全身心贯注在体验与享受自己的世界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飞鸿踏雪泥,不计过往,不念来世,努力做到“独善其身”。

而有的人的理想,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为自己人生一世,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就是为了黎民福祉,就是为了人所景仰,就是为了永垂不朽而活,那样才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也即是“兼善天下”。

人的理想,无论大小,都引导了人们对自身生命质量的探索与追求。

能实现理想,无论大小,都是对自己生命形式的一种完成,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态度。

对于一个一心想着“独善其身”的人,外力非要逼迫他“兼善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便他能做到,他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又会如何看待呢?

而对于一个一心要“兼善天下”的人,外力又非逼迫他“独善其身”,他的心理又怎么会平衡呢? 不信,我们看屈原,我们看贾谊。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其名篇人物评论文《贾谊论》中,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看法,我们是不认可的。

苏东坡文采斐然,生性豁达,所以他认为贾谊之死的原因是不够豁达的缘故。

苏东坡看贾谊之死,也正和贾谊看屈原之死一样,贾谊也认为屈原没有必要走到死路上去,可当自己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他竟也和屈原走了一样的路。

为什么?

有句话说“劝人易,劝己难”,就是这个道理。

苏东坡认为个人性情最为重要,他是能做到,因为他就是那种性情。可是他却没有贾谊那般的人生理想,所以苏东坡的劝诫对贾谊来讲,根本上不会起作用。

而贾谊能看到屈原的问题,结果自己也不愿意按照他给屈原出的主意规划人生,那只是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屈原那般的问题,所以他之前也没有屈原那般的心境。

当贾谊真正走到屈原那一步,他终于和当年的屈原面临一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才终于和屈原有了一样的心境,所以也最终他们有了一样的惨淡结局。

人生短暂,倏然而逝。

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如此有限的生命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只想要“独善其身”,还是毅然决然要“独善其身”,我们所要坚持的准则,无非只有一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本身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本身就已经是“重于泰山”。

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哪怕很普通,哪怕很平凡,至少我们能在自己临终了的时候,由衷地给自己一个微笑,由衷地和那些来向自己送别的人说一句:

———无论如何,这一辈子,对得起自己,值了!

诸葛瑾的一生如何评价

诸葛瑾的一生如何评价

诸葛瑾的一生如何评价,诸葛瑾,字子瑜,三国时期吴国重臣,他为人胸怀宽广,温厚诚信,深得孙权的信赖,虽然他的人生不算太出彩,没有太大的成就,但却耐人寻味,有着不少可琢磨钻研的地方。

诸葛瑾的一生如何评价1

诸葛瑾,字子瑜,三国时期吴国重臣。

他为人胸怀宽广,温厚诚信,深得孙权的信赖。诸葛瑾年轻时博览群书,后来因中原战乱而避乱江东。在孙权的姊婿曲阿弘咨的推荐下,孙权任命诸葛瑾为中司马。

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收复了荆州。吕蒙病逝后,诸葛瑾接任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受封吴王之后,封诸葛瑾为左将军。曹丕去世后,诸葛瑾奉命攻打襄阳,却被司马懿击败。孙权称帝以后,封诸葛瑾为大将军,统领豫州牧。

公元238年,弄政大臣吕壹被孙权处死。诸葛瑾、吕岱等人认为自己是武官,而没有上奏劝说,被孙权斥责。

公元241年,孙权兵分四路讨伐魏国,诸葛瑾和长子诸葛恪各率领一路兵马,结果四路大军皆被司马懿击败。同年,诸葛瑾去世。诸葛瑾的一生,虽然没有成就,却步步高升,善始善终。他的故事没有什么精彩,却非常耐人寻味。

诸葛瑾的一生如何评价2

一、早年经历

诸葛瑾少时曾游览洛阳,又博览《》,《尚书》,《春秋》。生母去世得早,诸葛瑾在守孝期间一切合乎礼节,侍奉继母也恭敬谨慎,甚得人望。

建安五年(200年),诸葛瑾因中原战乱而避乱江东。孙权的姊婿曲阿弘咨遇见诸葛瑾,对其才华感到惊奇,向孙权推荐,与等一起为宾待。

诸葛瑾与步骘、严畯关系亲密。建安六年(201年)三人一起游历吴中各地,逐渐声名显赫,齐名被称为当世的英杰俊才,诸葛瑾其后又担任过海盐县长。后为孙权长史,转中司马。

二、功勋卓著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遣诸葛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未谈私事。最后双方以分界结束。

诸葛瑾同孙权无论谈话、劝谏,从不急迫直言,只是稍微表示出自己的倾向,大略道出自己的意图,点到为止。如有与孙权心意不合时,他便放弃正在进行的内容而转向其他的`话题,渐渐地再借其他事情从头开始,以对同类事情的看法求得孙权的赞同,于是孙权的思想也往往得到开通。

吴郡太守,是举荐孙权为孝廉的将领,孙权曾对他有怨望的地方,只因平时对他很敬重,难于亲自齿责备他,故而心内忿怨无法排解。诸葛瑾揣摩到其中的缘故,又不敢公开明白地说出口。

于是自求用孙权的意思来自问,这样他就在孙权面前写信,广泛地阐明事物的常理,借题用自己的思想迂回地推测分析孙权的内心活动。写完后,他将信呈交孙权,孙权看后很高兴,笑着说:“我的疙瘩让你给解开了。颜渊之德,是要人更为亲爱,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吧!”

孙权又责备过校尉殷模,所定罪名令人难料。很多大臣为殷模求情,孙权更加愤怒,与求情人们反复论争,只有诸葛瑾默不作声。

孙权说:“子瑜怎么不说话?”诸葛瑾离开座席说:“臣下与殷模等因遭受故土沦陷,生灵灭绝。离弃祖坟,携老带幼,披荆斩棘,前来归顺圣明的教化,在流亡 *** 中,蒙主公生身养命之福,不能自我互相督责砥砺,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致使殷模辜负圣上的恩惠,自我陷入罪恶之中。为臣认罪尚来不及,确实不敢说什么。”孙权听后很为伤感,于是说:“我特为您而赦免他。”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跟从吕蒙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

三、直方敢谏

黄初三年(222年),孙权受封吴王,封诸葛瑾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同年、等围于江陵,诸葛瑾派兵救援,渡江时被夏侯尚火烧船只,水陆同时进攻所击退。

未知前来救援,而魏兵日渡不绝,并说:“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当下,夏侯尚、曹真等退走;虽无大功,也用保全师顺利入境为功。

虞翻因为狂放直率而被流放,只有诸葛瑾多次替他说情。虞翻在给亲友的信中说:“诸葛瑾敦仁厚义,效法上天救活生灵,近来承蒙他仗义执言,为我保全名分,无奈我积怨过多犯罪过深,深为陛下所忌恨,虽有之类的人相救,而我却无那样的德行,解救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诸葛瑾又温文大方,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高雅气质。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每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

四、数攻襄阳

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得知去世后,于八月出兵攻魏。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西南)。

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封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嘉禾五年(236年),大帝北征,派右都督陆逊与中司马诸葛瑾攻襄阳。陆逊派亲戚韩扁怀揣奏疏上报朝廷,返回途中,在途中遇到魏军,魏军抓获了韩扁。

诸葛瑾听后,十分恐慌,写信给陆逊说:“大驾已还,敌人得到韩扁,将我们的虚实全部打听清楚了。而且河水快干了,更好是赶快离去。”陆逊接报后并未作答复,却催促人种葑豆(一种蔬菜),与众将领下棋射箭游戏,一如平常。

诸葛瑾知道后说:“陆伯言足智多谋,他这样做一定自有考虑。” 于是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魏军知道大驾已还,再不用为此筹谋,便专心对付我们。如今魏军已经守卫了要害之处,兵将已经出动,我们自己应当首先镇定自如以稳住部队,然后再巧施计谋,退出此地。如果今天就向魏军表明我们要走,魏军会以为我们害怕了,必然会来威逼我们,那就是必败之势了。”

于是二人秘密定计,令诸葛瑾坐镇舟船,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进发。魏军素来忌惮陆逊,见陆逊要攻襄阳,立即退回城中。诸葛瑾便引船而出,陆逊慢慢整顿好队伍,大张旗鼓地走上船。

魏军不知究竟,反而不敢追击,于是陆逊全军安然退出。

评价诸葛亮(详)

元微之有赞孔明诗曰:“拨乱扶危主湖北俊才职称代评,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智慧之一,忠心无二

我眼中的诸葛亮

——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湖北俊才职称代评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湖北俊才职称代评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湖北俊才职称代评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湖北俊才职称代评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更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评价诸葛亮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更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 *** 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 *** 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之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 *** 。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 *** 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之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再来看下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 *** ,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

如何评价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友情?

清咸丰年间,曾国藩和胡林翼在平洪杨之战中,两人精诚合作、推诚相见是世人所公知的事情。特别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前,他没有地盘,领着一支客军寄人篱下,苦苦支撑,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以大局为重,为湘军筹粮筹款,并疏通高层关系。

胡林翼早逝后,曾国藩有如失手足之痛。他在给胡林翼的挚友、姻亲左宗棠信中如此说:“胡宫保于(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八月廿八日亥时去世,悼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者哉?”

曾国藩生于1811年。长胡林翼一岁。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两年前即道光十六年,胡林翼即中进士,入翰林院。按科场规矩,胡算得上曾的前辈。胡是益阳县人,曾是湘乡县人,皆属于长沙府。两人在翰林院亦有过时间上不短的交集。但是,他们早年在北京为官时,这两位同乡似乎来往很少,没有成为朋友。

查曾国藩的日记,他在道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在翰苑学习和供职期间,有大把的时间问学、访友。这一时期他主要交往的人是同乡和同年,和湖南特别是长沙府的京官过从甚密。如宁乡的梅钟澍(霖生)、茶陵的陈源衮(岱云),浏阳的邹焌杰(云陔)、善化的凌玉垣(荻舟)、益阳的汤鹏(海秋),以及永州府道州的何绍基(子贞)、何绍祺(子敬)兄弟,他们和曾国藩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探讨学问、逛街。而与曾国藩年岁相仿、同为长沙府同乡的胡林翼,其日记中很少记载。

只有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在京师去世,胡家办丧事期间,曾国藩日记中几次提及胡林翼,但也是一笔带过。

是年五月二十五清晨,曾国藩听到了好友梅锺澍病逝的恶耗,“又闻同乡胡云阁先生亦于昨夜子时仙逝”。胡达源字云阁,寿终六十五岁,在当时不算短寿了。

胡达源进士及第时为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是益阳科举史上之一个进殿试前三名的,官至正四品的少詹事(詹事府原是培养、服务太子的专门机构,清朝康熙后废太子后,此机构成为翰林院的附属机构,掌文章之事),在同乡中很有威望。多年后,曾国藩为胡家写《箴言书院记》,文中曰:

道光戊戌(1838年)通籍于朝、湘人官京师者,多同时辈流,而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独为老师祭酒,乡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烛,众以无陨。

作为同乡晚辈曾国藩,当然要去胡府吊唁。曾国藩日记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六月初一,“走城内胡云阁先生处吊唁”。

六月十六、七日,“作胡云阁先生诔”。

七月十四,“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榇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榇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公全集》二部。”

七月廿九日,“是日胡咏芝(即润芝)送余炕垫、炕枕诸物。”

八月初三日,“走送胡云阁先生柩殡出京,至东珠市口而返。”

由这几条日记可看出,曾国藩对胡达源先生很是尊重。作为同乡后辈,对这位科考成绩超过自己的翰苑前辈,曾于情于理也应该做到这些场面上的礼仪。照理说,有这层关系在,他和胡林翼应该有较多的来往。但据日记来看,他和胡的交往仅仅是因为胡达源去世,而胡林翼是孝男。不过从寥寥数笔中,亦可看出胡林翼很会做人。为表示感谢,他先将老丈人陶澍的全集两部送给曾,在那时候这可是份不轻的礼物,尤其对立志做名臣的曾国藩来说;二是在护送父亲灵柩回益阳之前,专程到曾家送炕垫、炕枕。这类日用品当然值不了多少钱,这或许是“留遗念”的风俗使然。德高望重的死者用过的什物,分送给亲人或晚辈作为留念。

胡公和曾公再次见面是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在老家丁父忧期间,奉旨出山重领湘军。其过武昌时,“留节署八日”,与胡林翼“熟商大计”。二公暌违十七载了,曾对胡的印象,也与在京师时大不相同。

我以为,两人在京师时交情不深的根本原因,当时他们不是一路人。胡林翼是典型的“官二代”,曾国藩则是运气很好的“凤凰男”。两人的才干那时候尚未充分展露,他们还不到相互欣赏的时候。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决定着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朋友圈。简言之,是阶层差别导致的。

胡林翼年幼时在益阳老家当了一段时间“留守儿童”,由祖父抚育。胡林翼八岁时,陶澍从安化去四川做官,经过益阳拜会其祖父,一见胡林翼便惊为伟器,将女儿陶静娟许配给他。此后,胡林翼往返于湖南、北京,皆有名师教导,如贺熙龄、蔡锦泉。道光十年胡林翼回到益阳与陶静娟完婚。道光十一年奉岳父陶澍之命,带着家眷赴江宁,住在岳父两江总督的衙门里。道光十六年进士及第,进翰林院。

可见,胡林翼青少年时期是非常顺遂的,他既是朝廷高官的少爷,又是封疆大吏的姑爷,且不说衣食不愁,其能读到的书,见识到的人和事,远非在湘乡县乡村长大的曾国藩所能比。

俊才生长在官宦之家,其成长有利有弊。益处是生活、教育条件好,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道光十二年,二十一岁的胡林翼在老丈人署中,便参与了高层政治。是年他向陶澍举荐林则徐、伊里布为两江总督的接替人选。

咸丰九年(1859),胡林翼在给官文的信中言:

林翼幼年即见外省督抚,惟陶文毅、林文忠与祁竹轩、卢厚山之心术德量与中堂心术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见陶文毅,请其密保林文忠、伊莘农先生做两江替人,文毅深以为然。

将官文和林则徐等人并列,是胡林翼拍官文的马屁。而这一年,曾国藩在做什么呢?他随父亲去考秀才,父亲竹亭公考中,曾国藩落第。

生长在那样的家庭不利之处则是年少时容易沾上 *** 的毛病,花钱大手大脚,个人生活不拘小节。像胡林翼这种有钱、有才、长得帅,又体贴、豪爽的贵公子,不但女人喜欢,大概男人也喜欢。他在江宁时,整天和朋友出入秦淮河畔的青楼,陶澍不但不责备他,还对人说润芝将来要为国操劳,趁着现在年轻应该好好享乐。——真是感动中国的老丈人。他到了北京,常去的地方从秦淮河畔变成了八大胡同,结交的朋友多是亲贵、名宦子弟。

曾国藩则是一个刚进京做官的小地主的儿子,他拜唐鉴、倭仁为师,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连多看几眼朋友的美妾,也要在日记中自责为禽兽行。过着苦兮兮京官生涯的曾国藩哪有金钱和心思如胡林翼那般诗酒风流?他的社交圈也就是和他志趣相近的同乡、同年。显然,胡林翼属于另一个圈子,两人也相互未必能看得起。私心揣度之,信许在曾国藩眼里,胡林翼就是个纨绔子弟;而在胡林翼眼中,曾国藩就是个乡巴佬。

曾国藩送胡达源的灵柩出京与胡林翼告别后,两人的运气发生大逆转。此后曾国藩青云直上,三十八岁做到了侍郎级。而胡林翼将父亲葬回故乡后,在家守制,人生开始走背时。两年前即道光十九年他那位深得道光帝器重的岳父陶澍去世。因为道光二十年任江南副主考时受主考文庆之累,服丧期满,依然不能复出。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不得不向吏部捐出一笔巨款才得以起复,分发贵州任知府。

我想,胡林翼回到益阳老家的五年,应该是人生最暗黑的时期。父亲和岳父两座靠山没有了,年少时锦衣怒马、纵情声色的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复出后的胡林翼,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改当年的公子哥习气。他在贵州任知府时,穿着短衣短裤率领兵卒深入到苗寨中平乱。

经历过岁月的磨砺,经受人生、时局的巨变,甘苦备尝后,人到中年的两位同乡胡林翼和曾国藩,才能超越出身的阶层之差别,成为心心相印、鼎力相助的同道、挚友。